记得一位学者在讲为什么苏联跟欧美搞芯片对抗，虽然最终聚集了全国的力量，包括设立了专门的负责机构，最终还是没能赶上或者超越后者。原因在于后者以市场为导向，同时又有全球的协作国家。

　　简言之，这位学者的意思就是世界是需要协作的，闭门造车根本不能与当下的世界相契合。

　　广而言之，一个事物的发展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均会受到来自于各方面因素或者力量的影响，包括来自于自身、合作伙伴，抑或竞争对手。正所谓事物间的联系无处不在，同时影响事件发展的因素又多种多样，千奇百态。由此造就了这个无法捉摸清楚的世界。

　　这样的情况在法律领域同样存在。一个案件从立案、审查起诉到审结，各种因素参杂其中，结果自然不能唯一法律案例、不确定。

　　但是，法律又给了世界和人们希望的稳定带来了确定性。那么，每一具体事件的不确定性与法律想要追求的确定性又如何统一呢？

　　实现这种统一使命的手段就是司法，法律追求的确定性最终就落在了司法者的手中。

　　从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来讲，司法者包括侦查、检察和审判机关。其中前两者的任务侧重于发现并打击犯罪。与此相对，就需要有与侦查、检察作用相对的对象完成辩护工作，进而由审判机关作为裁决者居中认定。

　　在这种模式的设计下，辩护律师与侦查和检察职能机关就具有法律设定的天然对抗性。

　　法律定纷止争。纠纷争议中必然存在对抗，无论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。那么，刑事案件需要什么样子的对抗？

　　首先，我们讲一讲有效对抗的基础。对抗需要基础，那就是对于基础事实的掌握应当平等法律案例。如果在诉讼程序中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，则无法形成有效对抗。比如，如果辩护律师没有阅卷权，则无法形成有效辩护。即便审判，也是摸黑战争。

　　第二，对抗不是纠缠。遥记之前有当事人称，既然检方没有接受我们的意见，那就反复要求跟他当面沟通，有必要的时候向他的上级机关逐级投诉。最终目的就是通过反复纠缠，实现我们的目的……很显然，这种方式受到“信访”思维的影响。当然，这种方式不能一概而论，但如果能有相对缓和又能使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岂不更好。

　　第三，建立有效的沟通对话途径。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承办人都是有血有肉AiFA体育，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。由此，每个承办人都会形成不同于他人的办案风格。我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，确实需要通过一些初步的沟通或者尝试，了解到具体办案人员的行为习惯，以及其目前的案件量是否饱和等。在此基础上，进行有针对性的沟通。

　　记得早几年，我办理的一起诈骗罪案件中，检察机关在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到场的情况下，就完成了认罪认罚的手续，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（具体期限有些模糊了）。我们得知后，立即联系了检察官，并明确了该程序存在一定的问题。经过沟通，我们先提交了书面的不起诉意见，同时又当面交流了对案件的看法。

　　后，检察官在审查法律意见后，采纳了我们的意见，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。这个案件虽然不具有典型性，但是可以给辩护律师一个基本的经验是，应当充分沟通，了解具体情况（包括案件、承办人）后，选择某一或者某几种有针对性的沟通方式，提出明确且能够与之有进一步交换的意见，增加沟通的砝码，以实现辩护目的。

　　前面我们讲的这种沟通，就不是通过激烈对抗实现的。将之理解成对抗没有错。但是我想，将之理解为控辩双方共同寻找解开案件之谜的钥匙也更加贴切。此时的对抗，实质上并非以激烈的、存在冲突的形式呈现。

　　任何人都不希望办错案。在此认识的基础上，就必然有沟通的必要性，辩护人实质上也是在帮助寻找解开案件的那把钥匙。由此，双方的对抗之心必然能够有效缓解，进而共同发现事实，正确适用法律。

　　对抗不再是以暴制暴的原始对决。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的暴力对抗在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早已不被提倡。同样，在我们办理案件过程中，虽然对抗必不可少，但有时候变换一下思路，更能有效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对抗而有意制造冲突。若如此，才是对案件的不理性对待，最终可能致使委托人的权益受到一定的损伤。

　　第四，该尖锐时一定要勇敢的站起来。既然是对抗，就必然有激烈的时候。记得在一次开庭过程中，我们提出证据根本就不完整。但是，公诉人却称因为实际困难而不能搜集，而且振振有词。此时，我们当庭就提出了尖锐的意见，如果因为畏难而放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，那即便开庭审理又有何意义？

　　刑事诉讼具有天然的对抗性，但对抗不是盲目追求的结果，而是为了诉讼结果服务的。选择时机和方式，有效对抗才是王道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AiFA体育AiFA体育